1970年秋，我从外交部湖南茶陵干校回到北京。几天后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接到电话，叫我第二天到西花厅，周总理和邓大姐要见我。当时心里真是百感交集，差不多有5年没有见面了，有多少话要说。我满含热泪走进那间熟悉的客厅。当我看见邓大姐安详的面容，我心中满腔的委屈都压下了，紧紧握着她的双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一会儿，周总理走进来。他消瘦了，但还是那样神采奕奕。他和我握手时，就好像这5年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轻松愉快地问我在湖南干校劳动的情况。当我说起在茶陵干校种茶采茶的种种事情时，他哈哈笑着说：好啊，那你们都要变成种茶、采茶至少是品茶的专家啦……
坐下之后是一次长久沉闷、引起心事重重的谈话。一开始他就说起田汉的死，接着向我问到文艺界许多人的情况。我想这是他这几年来时刻都想念着的一批朋友。他提到，听说连冰心都下放劳动了，巴金在上海地下防空洞搬砖。张光年的手臂断过，还能劳动吗？曹禺怎么样了？听说叶以群自杀了……这么多朋友都装在他心里。在那时，大概很少有人能和他谈谈心中的这些思念和关怀。我感到十分内疚，因为在那些年，我也很难与文艺界的朋友们接触，我只能把从造反派向我追问材料中透露的，或从小报上看到的，对他说了一些。周恩来多么希望能多知道一些朋友们的情况，又是多么想能够为改善他们的处境出点力啊。
1972年春夏之交，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来中国访问，提出想到四川她老家和敦煌等地参观采访，还希望能见到几位著名作家、学者，并说要写一本有关“文化大革命”发生后中国现状的书（1975年她写出《中国的洪流》）。周恩来答应尽可能满足她的要求。随后，由接待单位和包括我在内的接待人员提出了接待计划。一天，周总理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谈接待的事，他突然问我：冰心回到北京以后情况怎样？我说知道她住在民族学院宿舍，但从未出面活动。他立即说，韩素音采访民族学院时请冰心出面接待，她也是韩素音想见的作家。吴文藻教授（冰心丈夫———笔者注）暂时不便出面，由民族学院革委会主任主持吧。随后又问到“文化大革命”前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老先生，决定要把这位专家也请出来接受采访。并命我们立即起草文件，让民族学院、作家协会通知冰心作准备。因为我们对常书鸿的情况不了解，他又命我们立即给敦煌文物研究所打电话了解详细情况。
那一天，我们到民族学院参观访问，一进校门即见到一位高个子中年人和一群穿着民族服饰的青年人来迎接，后边跟着一位穿着已洗得发白的灰布制服，但显得异常整洁的女同志，那就是冰心。韩素音大步先走到后边与冰心紧紧握手，诉说思念之情。冰心则赶快把她拉到革委会主任面前，并请他介绍那些干部、学生们。进到接待室坐下后，我才轻轻地对冰心说：周恩来非常关心她的身体和全家人，并向她问候。她紧紧握着我的手臂，什么也没说，但我感到了她内心的激动。第二天我们又去民族学院，与学生们座谈后，我们去冰心在民族学院一幢宿舍楼中的家探望。那间接通饭厅的会客室，陈设非常简单，饭厅有张木方桌和几把木凳子，客厅有三张半旧的沙发，韩素音有点惊诧地四周张望，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她第一次到人家探望，对这名人之家的情景多少有点出她意外吧。冰心感觉到了，平静而淡淡地对她说：我一直喜欢家里宽敞点，不放许多东西，旁边还有一间小书房，我的书桌和书架都在那小间里。这以后不久，周恩来一次宴请外宾，冰心应邀出席。从此，她的名字又在《人民日报》上出现了。
时光倒流30年，1941年在雾都重庆。那时正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战走到一段艰难复杂的时期，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相大暴露。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设立的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办事处，在“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跟踪，几至无法工作的地步。党中央考虑到周恩来的安全，曾来电报，请他撤回延安，以防不测。但为了保住在国民党统治区这一大片战斗的阵地，稳定国统区的人心，继续和一大批在国统区坚持抗战的朋友一起战斗，周恩来认为，他必须留在重庆，而且有决心和信心能够扭转困难的局面。党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所以他一直留在重庆。而当时重庆的政治环境确实很坏，和国民党方面的关系已濒临破裂，民主党派人士大都离开重庆，我们在政治上几乎已没有多少活动余地。在那段时间，周恩来把相当多的时间放在文化工作方面，领导大家开展这方面的斗争和工作。他经常参加文化界举办的活动，出席鲁迅纪念会、张曙纪念会，参与为郭沫若祝寿的会，还常常到剧场观看戏剧演出，与文艺界朋友常在一起，甚至和作家、艺术家们共同研究剧本创作和表演艺术，成了重庆文艺家们亲密的好朋友、知心人。
1941年4、5月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举行一次欢迎外地作家到重庆的欢迎会，主要是欢迎冰心、巴金、沙汀等。地点就在全国文协所在地。那天上午，周恩来刚起床即询问我，是否全国文协要开个欢迎会，并说他准备和我一起去参加。这种事我一点不觉得奇怪，我只是说，去全国文协汽车不能直达，要走一段长长的台阶。我是怕有特务跟踪。他却毫不在意地点点头。吃过午饭，他就带着副官和我去了。下了汽车，走过长长的台阶，临近文协门口时，我快走几步，好去通知老舍和叶以群。我走进那间小小的会议室，见到已经坐满了人，来不及细看就把以群叫出来，告诉他恩来来了。他只说了句，真的来了！转身就进去告诉大家。这时，周恩来已进入会议室。在座的许多人如阳翰笙、陈白尘、郑君里、史东山等都是老熟人，立刻欢呼着站起来，周恩来笑着和大家握手，随即快步走到冰心身旁。她是一位眉目清秀、端庄娴雅的女性，我是第一次见到她。虽然身材矮小些，瘦瘦的身躯挺直。她面对着恩来同志，瞪着眼睛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甚至恩来同志伸出右手，她都没有注意到，还是旁边一位朋友为她介绍了，才有点吃惊地和他紧紧握手。周恩来朗朗笑道：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呀。那次欢迎会开得很热烈。大家好像都忘记了室外的阴霾和愁云，新老朋友聚在一起，无拘无束。还请恩来讲了话。他除了对刚到重庆的朋友表示热烈欢迎外，着重谈了当时国内形势的逆转，又满怀信心地说到光明前途，为大家鼓劲。只要是有周恩来参加的聚会，大家都会尽欢而散。不久后我又见到冰心，她谈起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开心又抱歉地说，怎么能够这样没有礼貌呢，居然忘记握手了，我是见到陌生人，一时发呆。我说这也是常有的事，说不上没有礼貌。从此以后，她慢慢地和周恩来熟悉了，也成为重庆曾家岩周公馆的客人。
几十年过去了，周总理逝世周年时，冰心在她怀念的文章中，曾记述了重庆那一刹的回忆：……他一进到会场，就像一道阳光射进阴暗的屋子里那样，里面的气氛顿然不同了……只见他不论走到会场的哪一个角落，立刻就引起周围射来一双双钦敬的眼光，仰起一张张喜悦的笑脸。他是一股热流，一团火焰，给每个人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这在当时雾都重庆的悲观、颓废、窒息的生活气氛之中，就像是一年难见几次的灿烂的阳光！
1952年冰心夫妇回到北京。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很快约请她们到西花厅作客，并详谈至深夜，朋友重聚倍加亲切。从那以后风风雨雨二十年，周总理和冰心无论在公众场合见面，或是特别约会单独详谈，都像相知甚深的朋友一样。冰心是个细心人，许多事她都不曾忘怀。
1986年我从国外回来，有一天我和作家凤子一起去探望冰心，她还住在民族学院那幢宿舍楼里，我记得还是那间饭厅和会客室，进门后最醒目的是一面墙上挂着周恩来总理的遗像，下边的小茶几上放着一个刻花玻璃瓶，插着一束鲜花，一瞬间我怦然心动。我们坐着谈笑一会儿，就告辞了。她女儿吴青送我们出来，凤子问她后才知道，周总理去世10年，冰心在周总理像前奉献鲜花整整10年了！已被广为流传的冰心的一句话：周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付与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
1972年为了接待韩素音，我们奉周总理之命，给甘肃敦煌文物研究所革委会打电话，了解常书鸿的情况，得知他仍被监管，而且由于被不断批斗，腰部严重受伤，整日卧床，不能站立。当我们向周总理汇报这些情况时，他眉梢紧锁，思索了好一阵子，对我们说，你们按计划去敦煌吧，常书鸿的事我来处理。6月初，我们陪同客人韩素音乘伊尔14小飞机，经西安飞兰州。到兰州后与敦煌文物研究所联系安排好我们的日程，又继续前行。当时从兰州到敦煌没有正式的公路，而是沿着戈壁滩的旧大车道，或者说没有道，只是在戈壁滩上慢慢颠簸着向前。不久到达嘉峪关。从嘉峪关再往西行，只见一片茫茫戈壁滩，连一簇小草都难得见到。有时停下车来休息，好像望见远处有山丘、羊群或亭台楼阁。其实什么都没有，据说这就是在沙漠上有时出现的“海市蜃楼”。
终于到达了莫高窟文物研究所，已时近黄昏。远远望见在那已经破旧的牌坊下站着几个人，我们走近入口处就见到一个瘦高个子、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者和一位年纪不小的女同志和几个青年人。经介绍，那位老者就是常书鸿老先生。他陪着韩素音带领我们走了一长段路。我仔细观察常老先生手持拐杖，但行走没有蹒跚之态。我奇怪：不过一个多月就已经好了？那天客人已很疲劳，吃过晚饭即在研究所的小招待所休息了。而常老先生则把我领到他的住处，老夫妻俩抓住我双手，他的老伴李承仙差点没哭出声来，连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救了书鸿，他已经半年没有下床了！我和他们两位都是第一次见面，不知该说什么好，只赶紧问常老先生的身体怎样。李承仙随即把常老的衣服往上掀起来，原来是一件钢制的腰围支撑着他。我请他快快躺下休息，我也坐了下来。李承仙告诉我，一个多月前，甘肃省委把他们接到兰州治病，说是国务院周总理下的命令。一个多月来，省委很照顾，住在省医院，经过多次专家会诊，各种治疗都做，现在是好多了。但医生说那件钢背心恐怕要穿一辈子，站起来得靠背心支撑着哩。这时常老斜靠躺着，显得轻松多了。他回想着什么，脸上荡起一阵微笑，带着点神秘地说：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那是抗战时期在重庆，大概是1943年吧，我从法国回来，那时国民党政府在敦煌要建立艺术研究所，我准备到这里来，一位美术界朋友介绍我见到周恩来，他对我说，你不怕艰险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挽救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值得佩服！当时见面谈话的情景已过去几十年，我仍记得那样清楚。这时，他露出纯真神往的笑容，又颇感遗憾地说，建国后我几次看见过周总理却没有谈过话。
到后第二天，常老就带领我们去参观莫高窟洞中的壁画。那时未通电灯（也许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坏了），只能靠着有限的阳光。我们进入有阳光照射的洞窟，立见洞窟四壁金碧辉煌，绚丽多彩，有佛像也有古时生活的写照。藻井上的飞天彩画和各色图案更是美丽异常，令我们惊叹不已。常老讲解这些壁画有各朝代的特色，唐代发展到高峰。……韩素音对常书鸿渊博的学识和对祖国文化遗产研究爱护的执著精神非常赞赏；对他能在这样荒僻的沙漠中工作，而且是在生活条件很艰苦的情况下度过数十年，更是由衷敬佩！
我们在莫高窟住了5天，常书鸿天天陪同参观、讲解，真使人大开眼界，大长知识，并得到了难忘的美的享受。
韩素音等外宾离京不久，周恩来让我汇报到敦煌看到的情况，特别关心常书鸿的健康和处境。周恩来回忆着说：我和他是曾有一面之缘。常书鸿从国外一回来就专心致志地钻研敦煌艺术，并有所成，这是很难得的。当年国民党名义上是建立艺术研究所，但哪有经费和条件？当年他们是牵着牲口步行去敦煌的。现在那些年轻人把常书鸿说成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那是缺少知识啊。听着总理这番话语，我真有点难以想象，他对只见过一面的人，几十年了，还装在心里。
70年代末，在杭州一次偶然的机缘，我又见到常老先生，他正在杭州美院画一幅大油画送给母校作纪念。在那么短的会见中，他特意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后期，还是周恩来因他年事已高把他调回了北京。他怀念周总理。他还在继续研究敦煌文物。
（作者单位外交部）
